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命运 ——“开明论坛”第_数字化用户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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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人文学科的命运 ——“开明论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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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8日，“开明论坛”第四期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本期论坛以“数字时代，人文何为”为话题，来自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20余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是否会对社会产生威胁、数字化在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优势、数字人文发展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进行文学创作、人文学科发展使命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人工智能威胁问题

邓勇(四川大学)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人工智能在未来将对人类社会乃至人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他认为在哲学的逻辑可能性上人工智能时代是可能来临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就是可以替代人类所有器官的超人，它既不会死，也不需要对世界的信号产生情感。他将人工智能发展有可能会衍生的社会形态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和超级四个阶段，不同等级的人工智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变化。中级人工智能阶段不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转变为新奴隶社会。在新奴隶社会，即便人人都终生学习，人工智能也会使就业机会稀缺，从而消灭技术层面的庸人或大众，导致绝大多数人失业。同时，失业产生的子女教育不充分、竞争力不足等劣势也会代际传递，导致阶层固化，进而导致穷人沦为无法与富人博弈的新奴隶，并且永远无法翻身。技术一直都在加速社会分化，而由于先进技术总是掌握在统治阶层，所以先进技术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大部分总是被少数人所获得。这种财富分配不均的二八定律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可能演化为一九定律。新奴隶社会是权势阶层的乐园，也是大众的坟墓，甚至也有预示着人类终将会毁灭的一种可能存在。

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则认为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也不可能全部取代或超越人类的智能。一方面是因为电脑的工作原理基于因果律，它的一切程序设计及运行规律均受控于人类设定的目的，而人脑的运行规律则是基于人类自身自由意志的目的论。电脑的目的被人类掌控，而人脑的目的是不可掌控的、不可预知的、非必然的，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达也无法超越自身去设计自己的目的。由自由意志律支配设计目的的能力，是人工智能和电脑不能替代人脑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智能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也很难有人类所拥有的情感能力。人工智能是通过程序设计人为注入智能的，由于没有进行反思的程序设计，因而也不会像人类一样在生长、学习、反思之中逐步获得智能，这也导致它必然缺乏形成情感的一些必备要素。人类的情感大约起源于分别心，人工智能没有分别心，也就不可能有情感。即使机器人有了分别心，由于机器人与人的差异太大，不可能与人产生基于认同关系基础之上的分别心，也不可能产生与人一样的情感，或者说即使有某种情感机制也无法与人的情感进行有效沟通。

对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人类服务而不造成社会危害，邓勇回应谭光辉所讨论的目的论与因果论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方面，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是来自于因果论，而不是目的论。动物也会根据生存需要而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但却不能像人一样建立因果关系并形成线性的因果链，因此便无法建立起自己的文明体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设定的目的，但这里“人”的概念过于笼统且有待商榷。人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集合的概念来论述，而技术从来只是为某些人服务的。武器掌握在谁手中谁就会将他人作为异化的客体去对待，就是明显的例子。未来社会中人工智能产生的社会效益，也可能会因为掌握者的自私而产生不均等的分配效果，所以他认为，未来社会的人工智能不一定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中，也不排除不可逆的新奴隶社会甚至人类毁灭的情况出现。

钟华(四川师范大学)认为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挑战的确日益增加，简单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足够依据的，而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发展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则值得我们借鉴。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人类有三方面的内容是人工智能无法具备的：首先是机器无法做到的自由的、本真的思，因为只有人才可以自由地、本真地运思；其次是人工智能不能产生文艺创造中的灵感，因为只有人才能做到自由地、创造性地进行诗歌创作。机器只是在制造诗，而非创造诗；最后是人文学科会设定一套理想的价值体系，并通过这套体系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人工智能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惊慌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是应当保持一种有限度的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