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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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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源自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杭州峰会将数字普惠金融定义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即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模式。从字面理解看，数字普惠金融涉及数字、普惠及金融三个维度，因此可以将数字普惠金融理解为是以数字技术为手段，通过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数字技术，通过向中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提供支付、转账、信贷等资金融通服务。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新基建为主导的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字科技向金融领域的延伸交汇，为金融体系的普惠金融数字化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环境，普惠金融迎来数字革命。大型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拓展金融交易边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大型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对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而言，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本文借用美国哈佛商学院安德鲁斯教授提出的SWOT法，对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1 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及劣势

1.1 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

首先，大型商业银行具有小微金融机构以及农村金融机构在短期内无法企及的社会认同感与信任感。数字普惠金融的目标客户往往是金融知识、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承担能力相对薄弱的“长尾”客户，大型商业银行的高信任度的品牌建设，不仅能引入更多民间资金投入到普惠金融领域，也能让服务对象更信任。同时，大型商业银行相对资金雄厚，风险管理能力较强，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新风险，大型商业银行在资本储备和抗风险能力方面都有显著优势。如建行就利用大数据对存量客户根据信用等级、交易流水、金融资产等不同进行分类分层管理并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

其次，大型商业银行的基础设施齐全，尤其在金融数字领域更具有人才优势。调查数据表明，低净值客户可能反而更习惯去网点处理业务，而大型商业银行具有线下渠道和营业网点齐备优势，这种物理网点的优势仍比较适合普惠金融客户的主要群体。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利用网点优势向普惠群体客户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用数字金融技术和服务能替代传统的物理网点。面对普惠金融的“普惠”对象——边远山区及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等传统金融排斥区域和人群，能提供随时、随地、随身的支付信贷等服务，充分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从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更“普”更“惠”。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在金融数字领域具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能抽调优质人力资源投入到新组建的普惠金融的技术和管理岗位。以建设银行为例，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业银行要发展普惠金融后，建设银行就在各大商业银行中率先成立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并形成总行—分行—支行“三级”普惠金融垂直组织架构，并在2018年注册16×108元成立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依靠数字科技发展普惠金融。截至2020年3月，建设银行普惠金融余额率先突破万亿元，余额接近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0%。

第三，大型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领域具有相对强劲的研发实力。随着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融合，大型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加大研发投入，经济推进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中的运用，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如建设银行就积极探索科技金融支持发展的业务模式，通过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逐步探索出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风控、综合化服务的“五化”普惠金融新模式，并在客户数据信息完整的情况下，实现“一分钟融资、一站式服务、一价式收费”的秒申秒批秒贷服务，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普惠金融的“精准滴灌”。

1.2 大型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劣势

第一，现有征信体系仍需完善，客户征信成本高。尽管大型商业银行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客户信息处置能力，但由于数字普惠金融自身的征信体系仍在发展，不够成熟，客户信息不能有效整合，导致查询相对困难，大型商业银行仍需要采用线下服务对小微客户信用进行调查，其成本与大客户几乎相当，不仅增加了大型商业银行的人员投入也相应增加了成本，而且也为后期的普惠金融贷款带来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