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下沉，小镇青年的返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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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编者按：本文系专栏作者投稿，作者周天财经。 四十年前，在还没有启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小镇青年」，或者说「乡村青年」。 而现在，小镇青年

编者按：本文系专栏作者投稿，作者周天财经。

四十年前，在还没有启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小镇青年」，或者说「乡村青年」。

而现在，小镇青年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圈层画像——他们往往和「都市白领」相对，要么生活在小镇，要么从小镇出来到大城市打工，由于学历不高，大多从事着技能门槛较低的工作；他们人数众多，多份数据显示中国的小镇青年人数近 2.5 亿人，是一二线城市青年的三倍以上；这一群体的消费、娱乐需求在过去几年造就了拼多多、快手等互联网企业，也让下沉市场成为了新的商业富矿。

观察小镇青年，与其背后的县域经济，是洞悉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题中之意。

在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的当下，我们也注意到了新的动向。到大城市打工可能不再是小镇青年与贫困劳动力的唯一选项。在星罗棋布的中国县城，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循环正在建立，踏实肯干的奋斗者们，在家门口也可以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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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铭今年 22 岁，老家在四川阿坝州小金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全国闻名的四姑娘山风景区就在小金县境内。

在 2019 年回到小金县之前，张国铭曾在杭州打工，也在成都的旅游景区经营过流动摊位，卖特色小吃，他向周天财经表示，回到老家之后他经过朋友推荐，听说做外卖骑手的收入很好，就做了美团骑手工作。

是的，在此前的贫困县也一样有外卖骑手。

张国铭说，在外面打工时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四千块，而在做骑手之后月收入能够达到五六千块，而且不但是赚得更多，在老家的生活开销也要比大城市少。现在张国铭自己在县城与人合租，每个月房租开销只需要 200 块钱。

在做骑手一年多后，张国铭成为了一名站长，最多时管理着十几名骑手，他告诉我们，能感觉到最近两年的单量要比之前「好得多」。在 2020 年时站点一天一般是 200 多单，现在基本上平均一天能达到 400 多单，周末能到 500 单以上。

最忙的时候常常「爆单」，骑手根本忙不过来，他也要一起帮忙跑单才行，而且在品类上也开始出现奶茶、特色炒饭等新鲜品类。张国铭观察到，当地年轻人对点外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也有年轻人回到当地开办特色餐饮。

因为离家近了，张国铭可以时常回家照顾身体不好的父亲。他说自己原本不善言谈，但站长工作对他是很好的锻炼，因为要去学着和骑手沟通、做好管理，同时也因为骑手工作接触到了许多商家，让他也了解不少商家的运营和管理流程。

事实上，生活服务业的数字化，给底层的老百姓带来了新的机会，就拿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来说，学历门槛不高，同时又有相对可观的工时收入，和大量的用工需求，对于吸纳县域就业起到了明显的缓冲作用。

以美团披露的数据为例，仅 2020 年一年，在全国脱贫县获得收入的骑手就达到 10.3 万人，同比增长 42%。与此同时，从脱贫县走出去实现就业的外卖骑手也数量不菲，八年来累计约 60 万建档立卡贫困骑手在美团实现就业增收。在 2 月 25 日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美团也因就业扶贫、培训扶贫、推动县域生活服务业数字化等贡献，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表彰。

当新经济下沉到县域，小镇青年们，只要踏实肯干，在家门口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不必一直漂泊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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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进县，给了贫困劳动力一个新的落脚点，而当小镇青年的生活有了着落，工作能攒下钱，他们便也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开始谋划长远。

陈江鑫今年 23 岁，老家在贵州毕节织金县，织金原来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2013 年，陈江鑫初中毕业后就来到贵阳读中专和大专，和许多年轻、迷茫的小镇青年一样，陈江鑫在餐厅做过服务员，也干过销售，对未来没有太多规划。

2018 年，听朋友介绍，陈江鑫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骑手，他告诉我们，做骑手的一年多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我问他原因，他说，之前的许多工作，每个月三千出头的工资，而且还很不自由要被人管着，但是做骑手，每天想开工就可以开工，有时身体不舒服也可以选择休息，没有人管着。薪水上，只要肯干，一天也能跑出来两三百的收入，而且因为工资日结，不会拖欠，这些都让他感到快乐。

更重要的是，因为做骑手每天奔走，陈江鑫注意到有一些外卖商户生意很好，这些商户大多是夫妻店的形式，因为只做线上外卖，不做堂食，所以不用租昂贵的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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